
清理階級隊伍,简称清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大革命時期,主要于1968年-1969年间开展的一场大规模政治運動[1][2][3][4]。清队运动过程中,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清查“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等等[1][2][5][6]。文革早期的不少造反派成员开始遭到政治清算[3][6][7][8][9],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群体亦受到严重冲击,其中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科研人员被打成“间谍”或“特务”是普遍现象[3][10][11]。中共官方後來承認清队运动制造了不少冤假錯案[1][2],数以百万计[12][13]。有學者估計该运动中約三千萬人被批鬥迫害,死亡人數超50萬[3][14],是文革死人最多的一個时期[15]。
运动历史
1967年11月27日,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談會上說:“在整黨建黨的過程中,在整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都要逐漸地清理階級隊伍。”[12] 1968年5月13日,姚文元把《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文件呈交毛泽东,并在上交报告中写道:“此件总结了清理队伍中的一些政策性问题。”[1][2][5] 5月19日,毛泽东在此件上作出批示:“文元同志: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1][2][5] 于是,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清队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2][5]。
军管会、工宣队、军宣队等参与并领导了各地的清队运动[1][2][3][5][16],其中毛泽东进行清队运动依靠的核心力量是军队[17][18]。许多文革初期活跃的造反派领袖和成员开始遭到清算整肃,从批斗他人到被他人批斗,有些成员甚至遭到长期监禁[3][6][7][8][9][18]。此外,知识分子、科研人员、文艺工作者等也都是重点被整肃的对象[3][10][11][15]。还出现了如赵健民云南特务案等重大冤假错案[19]。有学者认为,清理阶级队伍是文革开始以来政治运动的又一个高峰期,是冤假错案最多的时期[5],也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15]。中共官方后来承认運動制造了不少冤假錯案[1][2],数以百万计,加上他們的親屬和有各種社會聯系的人,全國被株連的人上亿[12][13]。至1970年初,新一轮的大规模政治清洗“一打三反运动”、“清查五一六”发动,又制造了大量冤假錯案[12][20][21]。
整肃案例
清队运动期间,中国大陆科研教学机构遭到波及,其中“海归”人员被打成“间谍”或“特务”是普遍现象[3][10][11]。1968年7月3日,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宣布全面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许多知识分子和干部被立案审查,遭到非法监禁、残酷折磨、刑讯逼供[22]。依据中科院官方文献记载[22]:
当时,科学院京区职工总数9279人,被群众专政和隔离审查的881人,占9.5%;其中被定敌我性质的102人,占京区总人数的1.1%,为受审查人数的11.5%。到1968年底,京区7名院级干部都成为“打倒对象”;71名厅局级干部和192名处级干部中,分别有59名(83%)和99名(52%)被列为“打倒”或“重点审查”对象;副研究员以上高级研究人员180名中,被立案审查的107名(59%),其中83人工资被扣,每人每月仅发给相当于原工资6%的生活费。“文革”十年,科学院全院被抄家的达1909户,被迫害致死的229人。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在清队过程中有600多人被诬为特务,其中200多人被隔离审查,2人被打死,10人打成残废,4人自杀[3][5][15]。清华大学在清队中六千名教职员工中五分之一被审查,178人被定为“敌我矛盾”、12人自杀[3];湖南大学在清队中被迫害自杀死亡18人、长期挨斗折磨致死的6人[3][5][15];华东师范大学800多学生被定为敌我矛盾、60多人自杀[3][5][15];兰州大学被立案审查的达450人、23人被迫害致死[3]。

1969年中苏两国处于核战争边缘,作为“两弹一星”核心基地的青海“221”核武器研究基地于1969年11月被军管,不久周恩来指派海军副司令、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启民以及公安部领导成员、原空军副军长赵登程前往清队[17][23][24][15]。据统计,军管组对3200余人核弹基地的科学家、干部和普通人进行整肃,大搞刑讯逼供,一些核基地内的工作人员被认为是苏联的“特务”,导致108人自杀、致伤致残400余人,其中包括大量科学家,1970年运动高潮之际甚至“当众枪杀5人,其中三名科技人员”[17][23][24]。另有统计,在青海核基地内,截止1971年9月有四千多名职工受到迫害和审查、310多人伤残、40多名职工自尽、5人遭到枪决[23][24]。
死亡人数
學者丁抒估計,清队运动中有約三千萬人遭到批鬥迫害,死亡人數超50萬[3][13][14]。依据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安德鲁·G·魏昂德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授苏阳于2003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所引用数据,广东省农村地区在清队运动中有超3万人死亡,上海市1968年有超过5000人在运动中死亡[註 1][25][13]。另据杨继绳《天地翻覆》一书的记载,至1968年底,安徽省在清队过程中清理出“坏人”超43万,在刑讯逼供中采用了几十种酷刑,被县以上专政机关关押188,225人,其中4,646人在关押期间被逼自杀、被打死1,433人[13]。赵健民云南特务案导致云南省全省138万7千余人受到牵连,1万7千余人死亡,当时云南省的总人口为2300万人,受迫害的人数占全省总人口约百分之六[19]。
在受到衝擊的兩千多個縣當中,平均下來一個縣有一百人左右因該活動而死亡[15]。而有的縣超過二百人死亡,譬如江西瑞金大屠杀导致江西省瑞金县300余人死亡、兴国县270余人死亡、于都县500余人死亡[26]。再如上海川沙縣有5,063人在這個活動中被揪鬥,其中236人死亡;寶山縣就有1,702人被揪鬥,其中有334人死亡[15]。在人口特別少的縣,如中蘇邊境的黑龙江省爱辉县,有1,500多人因該活動而被關押,其中有65人死亡,屬於較低比例[15]。而吉林省延吉縣相關的「深挖」活動中,樺田生產隊被波及的110戶人家,就有41人被揪鬥致死致傷[15]。
参见
注释
- ^ 他们研究了1520份中国1987年后公开的县志,估计文革造成了中国农村地区75万-150万人死亡,相似数量的人口永久伤残,共有3600万人遭到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而这些绝大部分发生于1968年至1971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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