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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论,或作黑貓白貓論、白貓黑貓論,源自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鄧小平的著名談話,其說法是“不管黑猫白猫,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1][2]。 这句话的意思是: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只是一种资源配置手段,与政治制度无关;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3][4]。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4][5][6]。现代版的“猫论”最早由邓小平于1960年代初公开提出,在改革开放期间获得瞩目,邓小平九二南巡后广为流传[1][2]。
历史起源
据目前所知,「猫论」最早见于清代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其卷四《秀才驅怪》文末写道:“异史氏曰:‘黄狸黑狸,得鼠者雄’。此非空言也。”[7]
现代版本
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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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中国大陆兴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据各方估计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造成了1500万至55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8][9][10][11][12]。1961年初,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实行“八字方针”,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标志着大跃进运动的接受[13][14][15]。1962年初,中国共产党“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时任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将大饥荒成因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后退居二线[16][17][18][19][20]。
猫论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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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人支持“三自一包”改革政策,缩小国有资产投资、开放自由市场,期间邓小平提出了“猫论”以支持包产到户[2][21][22][23]。这些理论实际上就是说,允许通过一切形式发展经济,解放生产力,而不仅仅局限于它的形式。1962年7月2日(一说6月15日[24]),邓小平对三自一包的“包产到户”表示支持,并引用四川(一说安徽[24])谚语“不管黄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猫论”出台[2]。在7月7日发表的《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一文中,邓小平在就如何评价包产到户时进一步说道[2][25][26]:
“ | 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 ” |
在后来的流传中,“黄猫”被说成了“白猫”[2]。
但在当时,这些与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是相悖的。1962年8、9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以及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与会人士多着重于如何提高粮食生产等问题,而毛泽东则集中讲了阶级斗争形势问题,号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同时批评了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是在搞资本主义,邓子恢遭批判降职[27][28][29][30]。
文革时期
文化大革命中,猫论成了邓小平的把柄,是四人帮、造反派控诉邓小平的“十大罪状”之一[31]。四人帮之一的江青等认为,猫论意味着“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能发展生产力就是好主义”,就是“唯生产力论”、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1][2][25]。
1976年第4期《红旗》杂志刊载了一篇署名为靳志柏的题为《不容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驳“白猫黑猫”论》的文章,声称:“如果照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主张的那样办,让资本主义的‘白猫黑猫’一齐出笼,按单干,搞投机倒把,搞自由经营,那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就会被瓦解,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断送,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32]
改革开放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启动后,尤其在邓小平的九二南巡后,猫论也逐渐变得妇孺皆知[2][33]。随着邓小平理论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中,猫论被认为具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等精神内涵[4][5][6][34]。
后世纪念
江西省南昌市八一大桥南侧桥头堡有“白猫黑猫”雕塑,以纪念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改革开放思想[35]。
参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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