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魯麟 R. A. C. North
華民政務司
任期 1936年10月20日—1941年12月25日
前任	史美
继任	香港淪陷
个人资料
出生	1889年1月28日  英国森麻實郡
逝世	1961年6月18日(1961歲—06—18)（72歲）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
配偶	利奧·凱瑟琳·葛林寧（1928年结婚）
儿女	一子一女
父母	約翰·威廉·諾斯（英语：John William North）（父）
母校	牛津大学貝利奧爾學院
学历 牛津大学文学士

那魯麟，CMG（英語：Roland Arthur Charles North，1889年1月28日—1961年6月18日），英國殖民地官員，1936年至1941年出任華民政務司，兼行政、立法兩局議員，任內曾六度署任輔政司一職，並於1936年一度擔任護理總督。那魯麟於1912年加入香港政府，歷任港督私人秘書、兩局副秘書等職位，並四度署任華民政務司。

華民政務司任內，他代表香港政府赴爪哇出席遠東禁販婦孺會議，以商討保障婦孺權利的政策。此外，為應對抗日戰爭所改變的局勢， 那魯麟實行報章審查，亦奉英國政府之命制訂疏散方案。香港淪陷後， 那魯麟被日方拘禁，但之後授意羅旭龢與日佔政府合作，協助管治香港。香港重光後，那魯麟得以獲釋並一度出任輔政司一職，之後因身體狀況不佳而回到英國休養，至1947年正式退休。

那魯麟於1889年1月28日生於森麻實郡，其父親約翰·威廉·諾斯（英语：John William North）是一位畫家，擅長繪畫田園風景^[1]。而母親是沙莉娜·威奇（Selina Weetch）^[2]。那魯麟早年就讀布倫德爾書院（Blundell's School），後負笈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以文學士資格畢業^[3]。

那魯麟於1912年以以官學生身份加入香港政府^[4]。他於1915年通過廣東話考試後^[4]，隨即成為助理警察司^[5]。翌年，那魯麟被任命為裁判官，兼署任牌照局秘書一職^[4]。1919年，他被調至理民府署任南約理民官，同年擔任護理總督施勳的私人秘書^[4]。到1921年再一次擔任施勳的私人秘書^[6]，之後改調理民府署任北約理民官^[7]，再於同年6月擔任港督司徒拔的秘書^[8]。1923年，那魯麟獲委任為華民政務司助理兼副婚姻註冊官^[4]。

1926年至1936年間，那魯麟曾四度署任華民政務司一職^[9]，在此期間他亦擔任考試委員會委員^[10]、華民政務司總助理^[11]、兩局副秘書^[12]、房屋委員會成員^[13]等職位；1935年，那魯麟被擢升為一級官學生^[14]，到翌年更署理輔政司^[15]，從而署任港督一職^[16]。1936年，他正式成為華民政務司，接替升任輔政司的史美^[9]。

那魯麟任內，妹仔問題為香港社會所關注。1937年，他代表香港政府赴爪哇出席遠東禁販婦孺會議，與會者還有紅十字會中國分會會長熊希齡。該會議旨在商討保障婦孺權利的政策，香港妹仔問題亦成為會議重要焦點。那魯麟表示，港府相當關注中國境内販賣婦孺的問題，亦會就著妹仔註冊立法。同年3月，他撰寫一份報告，向政府匯報會議成果。報告中，他指出各國得出的結論包括設立情報署監察販賣人口的情況、政府與運輸業合作、共同制止人口販賣；以及勒令關閉公營妓院等等^[17][18][19]。

那魯麟擔任華民政務司時正值第二次中日戰爭，港府為維持社會和中英關係穩定，故實行報章審查。據記者薩空了憶述，那魯麟曾邀請記者到他的辦公室，向他們表示香港實行中立政策，華文報章在港發行時，不能印有侮辱日本的文字，例如「敵」、「虜」、「姦淫」、「焚掠」等等。薩空了問那魯麟如果蔣介石發表一篇文告，當中稱日本為「敵」，記者需不需要在發行前修改文告；他又認為日軍是在「姦淫焚掠」，故詢問那魯麟應該用什麼字代替「姦淫焚掠」四字。那魯麟回應時表示蔣介石公告中的「敵」字可以保留，否則須以「日」字代替「敵」字；至於「姦淫焚掠」，如果確有其事自然可用，但他亦表示應減少採用這些字句。 另一方面，《德臣西報》於1940年刊登日本領事向香港政府提出的三項要求。那魯麟隨即澄清絕無其事，並譴責該報道有誤導成份，會對市民造成恐慌^[20][21]。

同時，香港政府亦奉英國政府之命制訂疏散方案，疏散英籍婦孺。那魯麟表示政府將合資格疏散人士，分為四類，包括行動不便者、執行特別任務的人、尚未有子女的政府女性僱員、以及已婚婦女和兒童；他又表示疏散人士須登記，由政府安排輪船往馬尼拉。居港外籍人士為此表示不滿，認為此舉會為他們帶來不便。那魯麟表示國際局勢變幻莫測，香港亦有被侵略風險，故疏散方案是防患於未然。他又認為先疏散一部分英籍婦孺，到危急時其餘市民更能夠逃生，令更多人安全^[22][23]。

1941年12月，香港保衛戰爆發，至同年12月25日港府宣佈投降，那魯麟與其他主要政府官員一同遭日軍政府拘禁於赤柱拘留營。據那魯麟後來憶述，他曾賄賂守衛，令他們願意為他運送《華僑日報》。那魯麟透過《華僑日報》知悉拘留營外的消息，然後將報導翻譯成英文傳給其他被拘留者^[24]。

日軍攻佔香港後，羅旭龢曾被邀請與日軍政府合作，協助管治香港，而那魯麟亦有份授意。1942年，那魯麟、防衛司傅瑞憲與律政司晏禮伯會見羅旭龢，討論日方提出的合作建議。會中那魯麟表示，為促進香港市民的利益，必須跟從日本當局的要求。羅旭龢之後向那魯麟讀出回應草稿，那魯麟同意內容，並呼籲簽名作實^[25]。

羅旭龢後來被英國政府起訴，那魯麟返英前夕替羅旭龢及另一位曾與日軍政府合作的周壽臣平反，表示他本來希望自己能在日軍政府和市民之間作緩衝，但他亦被囚於赤柱拘留營，故委託兩人與日軍政府合作，希望減輕華人的痛苦。他們在任期間忍辱負重，為香港市民謀利益，又認為批評只是源於誤會。那魯麟發表此論後，英國政府決定不起訴羅旭龢，但規定他不能再擔任任何公職^[25]。

1945年香港重光後，那魯麟得以獲釋，並一度出任輔政司一職，之後因身體狀況不足以應付工作而回到英國休養^[24]。

1947年，那魯麟正式退休，到澳洲展開退休生活^[26]，至1961年6月18日於新南威爾士州一間醫院逝世，終年72歲^[27]。

1928年，那魯麟於山頂教堂迎娶利奧·凱瑟琳·葛林寧（Leo Catherine Greening）為妻。葛林寧來自紐西蘭惠靈頓。兩人育有一子一女，分別為彼得·諾斯（Peter North）和菲莉帕·諾斯（Phillipa North）^[2][28]。

• 聖米迦勒及聖佐治同袍勳章（C.M.G.）（1946年^[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