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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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 宋朝 | ||||||||||||||
姓 | 歐陽 | ||||||||||||||
名 | 脩 | ||||||||||||||
字 | 永叔 | ||||||||||||||
號 | 醉翁 六一居士 | ||||||||||||||
族裔 | 漢族 | ||||||||||||||
籍貫 | 江南西路吉州廬陵縣(今江西省吉安市) | ||||||||||||||
出生 | 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1007年8月6日) 宋成都府路綿州(今四川省綿陽市) | ||||||||||||||
逝世 | 熙寧五年閏七月二十三日 (1072年9月22日)(65歲) 宋京西北路潁州(今安徽省阜陽市) | ||||||||||||||
谥号 | 文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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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 |||||||||||||||
《居士集》 《新唐書》 《新五代史》 《六一詩話》 《歐陽文忠公集》 《醉翁亭記》 | |||||||||||||||
歐陽脩(1007年8月6日—1072年9月22日[1]),名一作修[註 1],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諡號文忠;籍貫吉州廬陵縣(今江西省吉安市),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是北宋時期文學家、史學家、政治家,為“唐宋八大家”、“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他歷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曾積極參與范仲淹所領導的慶曆新政政治改革。文學方面,歐陽修成就斐然,是唐代韓愈、柳宗元所倡導之古文運動的繼承者及推動者,為古文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其散文風格平易自然,韻味深美,詩歌風格平易清新,為宋詩奠下基礎,其辭賦創立文賦的新體裁,使中國辭賦有柳暗花明的新發展,所著兩部史書《新唐書》及《新五代史》列入廿四部正史之中,所定家譜格式為後世歷代沿用,經學上開創宋人直接解經、不依注疏的新風氣,易學上打破易傳的權威地位,在中國金石學、詩話及花譜撰作三方面,都是開山始祖。政治上文化上,皆屬當世最高領袖之一,在文學、史學、經學,俱有劃時代的成就。
生平
早年
歐陽修父親歐陽觀,擔任判官、推官等小官,母親鄭氏,景德四年(1007年)生於綿州(今四川綿陽)。歐陽修4歲喪父,隨母親前往隨州,投靠叔父歐陽曄,自此在隨州成長[3]:131。因無錢買紙筆,母親曾用蘆葦杆在灰土上教他認字,因而有「畫荻教子」的故事[4]:189。
應試與出仕
天聖元年(1023年),歐陽修在隨州參加解試(地方初試),因文章沒有押韻而落第;天聖四年(1026年),終於在隨州通過解試,有資格參加省試(京城考試)[5]:145-147。翌年,由隨州薦往禮部參加省試,落第[3]:132[5]:132。歐陽修把作品送呈學者胥偃,大受賞識,進入胥偃門下,後來胥偃上京赴任,送歐陽修入京。天聖七年(1029年),胥偃讓歐陽修以國子監推薦舉人的身份,參加國子監解試,結果高中第一名;天聖八年(1030年),省試第一,同年參加殿試,名列甲科第14名[5]:49、51、46。高中後,胥偃把女兒嫁予歐陽修[3]:133。天聖八年(1030年)5月,歐陽修任命為西京洛陽留守推官,開始政治生涯[5]:46,在錢惟演幕下,與尹洙、石曼卿、梅堯臣等名士交遊,並與范仲淹通書信。明道二年(1033年),夫人胥氏去世[3]:133-135。景祐元年(1034年),歐陽修獲召試學士院,授官館閣校勘,移居汴京;景祐三年(1036年),聲援與宰相呂夷簡衝突的范仲淹,被指為「朋黨」,貶到夷陵。當時一同被貶的共有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4人[3]:142-143、146。景祐四年(1037年),再娶薛氏。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與呂夷簡和解,獲重新起用,歐陽修也再任命為館閣校勘,修訂朝廷藏書目錄《崇文總目》,事成後陞任著作郎(主修國史之職)[3]:133、148-149。
政治改革
慶曆三年(1043年),呂夷簡因病告退,但仍干預國事,歐陽修當時出任諫官,加以激烈批評,並與蔡襄分別上疏,請起用韓琦、范仲淹執政。兩篇奏章非常有力,范仲淹獲任命為參知政事(副相),富弼則做樞密副使[3]:162、165。范仲淹出任副相後,即奏上「十事疏」,推行政治改革,史稱「慶曆新政」,內容包括改革科舉和擴充學校[3]:88、171。歐陽修與富弼、余靖、蔡襄等人參與慶曆新政,並撰寫「十事疏」中「精貢舉」一項。歐陽修批評當時科舉考試執著於平仄聲調,考生只知背誦,文章華而不實,主張應先考「策論」(政論),考核考生闡述見解的能力,然後才考詩賦[5]:114-117。以夏竦為首的政敵批評范仲淹等人交結朋黨,歐陽修作《朋黨論》加以反擊[5]:117,宋仁宗不信其辯解,夏竦又乘機陷害富弼,於是范、富都出調,改革派被瓦解。慶曆四年(1044年)年底,歐陽修奉使河東路,又任河北都轉運按察使,革除地方積弊,罷免不稱職官員[3]:175-180。慶曆五年(1045年),慶曆新政完全失敗,各項政策包括科舉改革都回復原貌,唯獨擴充學校的政策推行下去[5]:117-119[3]:174、181。
受攻擊
兩次被貶後,歐陽修及其朋友反而聲名大增,更受尊重[6]:82。歐陽修平日多批評,得罪人,政敵「權知開封府事」楊日嚴與夏竦力圖剷除他,慶曆五年(1045年)以「張甥案」告發歐陽修,使他下獄。歐陽修有一姓張的外甥女,與他沒有血緣關係[註 2][3]:211,自幼投靠歐陽修,出嫁後被揭發通姦,拷問時供出未嫁時與歐陽修亂倫。此事一出,輿論大嘩,歐陽修始終不承認,官員兩度審理此案,都判定並無其事,了結此案。歐陽修死罪得以赦免[7]:31,另以挪用外甥女嫁妝罪名,貶官滁州[3]:210-213。慶曆八年(1048年),歐陽修改任揚州知州,皇祐元年(1049年)改潁州知州,翌年北移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皇祐四年(1052年)其母鄭氏逝世,翌年歸葬其父母於吉州[3]:214、55。至和元年(1054年),歐陽修被召入京,一度被政敵誣陷,幸得其他官員申辯,得以留京,奉命編修《新唐書》;嘉祐二年(1057年),陞為翰林學士,上奏批評宰相陳執中殺婢,宋仁宗不接納,改派歐陽修出使遼國;同年歐陽修知貢舉,以古文取士,推動古文運動;嘉祐三年(1058年),韓琦、富弼上台,歐陽修則繼包拯出任開封府知府[3]:66、214-216。
執政
嘉祐五年(1060年),歐陽修上呈《新唐書》,陞為樞密副使[3]:216,自此直至治平三年(1066年),與韓琦、富弼一同主政,這是歐陽修生平首次肩負執政重任,也是北宋中期政治最平靜的時期。歐陽修作風以穩健為主[3]:129、224。嘉祐六年(1061年),出任參知政事(副相),掌政期間,整頓行政效率,整理當年呂夷簡制定的行政則例[3]:65、227。後來富弼與韓琦、歐陽修二人,因作風不同而不和[3]:231-232。嘉祐八年(1063年),宋仁宗駕崩,遺命歐陽修與韓琦輔佐其過繼的姪兒宋英宗[6]:82。歐陽修支持英宗追尊生父濮王趙允讓,稱之為「皇考」,引起「濮議」之爭。大多數大臣如司馬光、呂公著等,認為英宗已過繼給仁宗,應稱生父為「皇伯」,批評歐陽修是罪魁禍首,歐陽修亦竭力辯護[3]:7、235-237,主張應考慮親情[8]:63。歐陽修自知在朝中已孤立,請求外任,但不獲准。當時從舅薛宗孺與歐陽修有私怨,治平四年(1067年),揚言歐陽修與媳婦吳氏有曖昧。因指控嚴重,歐陽修立即杜門不出,上奏章辯明真相,一時朝中竟無大臣為他辯解,歐陽修當日提拔的言官也倒戈相向。指控不大可能屬實,因夫人薛氏治家甚嚴。宋神宗不信指控,斷定本無其事。但歐陽修畢竟已聲名受損,政治上已無領導力量,朝廷終於讓他外放,任亳州知州。[3]:248-251
引退
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推行熙寧變法,歐陽修不予贊同,也不加實施,宋神宗和王安石亦聽他、由他。熙寧三年(1070年),神宗有意再起用歐陽修,但王安石反對,歐陽修自己亦堅決推辭,神宗讓他改任蔡州知州[3]:252-254。歐陽修晚年多病,身患眼疾、齒疾,手足不便[5]:248,熙寧四年(1071年),獲准告老,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隱居潁州,翌年去世,年六十五[6]:91。
思想
政治
歐陽修重視禮樂,認為禮樂荒廢是五代速亡的原因[5]:178。政務方面,歐陽修本於儒家思想,治術以寬簡為原則,減少擾民,政見由激烈轉為溫和,由改革而轉為保守[3]:70-71、129,主張緩進而非激烈的改革,與王安石有異。歐陽修注重吏治,用人才必須改良考績制度,主張設立按察使,糾察不稱職官員[3]:63-65。歷代王朝,歐陽修以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為正統,反對漢代以來流行的「五德終始」朝代循環說[9]:163-164。歐陽修同情貧困的百姓,怒斥社會上的不公平現象,批評當時冗兵過多,皆不勞而食,游手好閒;地主則兼併田地,使佃農難以維生,紛紛舉債,以致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官府力役徵派過重,稍有一二頃田地的小農都要承擔,延誤農時,官吏更乘機勒索受賄,以農民棄田逃亡。歐陽修主張朝廷財政上必須量入為出,不可巧立名目徵斂,並要為荒年留下儲備[10]:446-449。
立身處世
歐陽修為人寬宏大量,有遠見[3]:7,他主張人本主義的「不朽」論,源自《左傳》立德、立言、立功的傳統[3]:5、118。他最重視忠君之心,其次是父子之情[8]:63,宣揚士大夫氣節,敬仰以身殉國、保存節義的志士,在《新五代史》開創〈死節傳〉加以表揚[5]:177;書法方面,則特別欽佩為唐朝殉國的顏真卿[7]:20。歐陽修對形上學不感興趣,認為「理」只是社會和人事中的原則[11]:279,萬物各有其理,而沒有終極的「理」;性無善惡,談論人性善惡並無意義[8]:45、53、56-57,「性非學者之所急」,並不關注「道德性命」之類的理學問題,拒絕開拓儒學「內聖」的領域[12]:72。科學知識方面,歐陽修認為自然之理不重要,所以沒有得到聖人的關心[8]:46-48,毋須探究,這方面不如稍後的沈括[3]:26。
宗教
歐陽修並沒有顯著的宗教信仰。歐陽修抱定儒家思想『敬鬼神而遠之』、『不祀匪鬼』,否定『祈神』之說、但尊重鬼神的存在,故也曾寫作祈雨、祈晴或者祭神的文章,尤其強調其為順應民意。歐陽修堅決排佛,認為佛教傷害民俗、浪費社會財物,為了振興學術、重修「禮義教化」,必須從官方角度排斥佛教,讀書人尤當以禮義超越佛法、謀求儒家的進步[3]:4、111[5]:237-239。歐陽修對於僧尼的看法是,許多僧尼只為不勞而食而出家,浪費民財[10]:446。但歐陽修也與有學問、能作詩文的僧人來往,更從個人角度希望他們還俗[3]:4-5、113-114。至於道教,歐陽修不信神仙方士之說,但認為道教為害不大[3]:110。對於儒家學說範圍內偏向於唯心和迷信的『儒術』,如《易經》卜卦等,歐陽修覺得不太可信;對民間的看面相和算命,則是將信將疑、亦不完全否定[3]:108-109、117。關於因果報應,歐陽修態度矛盾,有時相信陰德之說,相信祖先積德或行惡,將報應於子孫;有時又覺得因果報應說講不通,人生禍福,世事變遷,只可歸於天命[3]:5、116-118。
文學
文章
歐陽修的文章學習自韓愈和李翱,10歲時偶然覓得韓愈文集,讀後大為嘆服,苦心鑽研[3]:85[6]:81,但他不主張模彷韓愈的怪異險僻,認為應自然地寫作[11]:51。風格上,歐陽修散文議論清晰,通俗易懂,平易疏暢,委曲婉轉,抑揚有致,情韻優美,紓餘含蓄,得古文陰柔之美。行文則平易而自然流暢,避免了韓愈尚奇好異的作風[3]:83[5]:85、149。其書信如《上范司諫書》、《與高司諫書》,文辭懇切動人,令人信服,在宋代無出其右[11]:279。歐陽修散文善用助詞與連接詞,如句首的「夫」、「惟」、「然」,句末的「也」、「矣」等,使句子脈絡清晰,更有條理。《醉翁亭記》使用21個「也」字[5]:85-87,語言精練,結構嚴謹,平易簡約[11]:48,自成一體,到處傳寫,「為之紙貴」[3]:94。其議論文如《朋黨論》結構嚴謹,論証獨特[11]:53;《新五代史》部份源自《舊五代史》,歐陽修把駢偶句子和四六句式,改為古文散句,使文風簡潔,節奏起伏曲折,錯落有致[5]:64。歐陽修片刻不忘寫作,靈感常在「馬上、枕上、廁上」出現,完成作品往往再三修改,寫作態度甚為認真,精益求精[5]:82、94、106。歐陽修重古文而不廢駢文,所寫駢文甚獲好評,為天子起草的詔令,都用駢文寫成。歐陽修反對西崑體,但對擅長西崑體駢文的楊億也很贊賞[5]:153、57、108、156-157。
詩詞
歐陽修詩歌今存古詩359首,近體詩470首,詩風平和寧靜,平易流暢[6]:82、88-89,題材廣泛,以文為詩,手法新穎,使詩風變為平易清新,為宋詩奠下基礎,絕句《遠山》可代表他的風格:[6]:83、92
“ | 山色無遠近,看山終日行。 峰巒隨處改,行客不知名。 |
” |
歐陽修嘗試「以文為詩」,在詩歌格律下像散文那樣暢所欲言,為王安石、蘇軾等人奠定了基礎[13]:24。李、杜二大詩家,歐陽修較喜歡李白,並曾經消遣杜甫的詩俗氣,像是鄉村私塾老師寫的[6]:91-92[14]。歐陽修稱譽當世梅堯臣和蘇舜欽的詩歌,二人因而著名。歐陽修不贊成西崑體詩歌,提倡古詩,其古詩大受蘇軾、王安石讚譽,認為可與李白媲美[3]:4、79。
歐陽修詞的成就不如古文、詩歌,毀譽參半[3]:78,只是承上啟下的過渡人物,上承馮延巳的深摯,下啟蘇轍的疏俊、秦觀的深婉,詞風婉轉而抑揚頓挫,風度雍容華貴,但個性不甚分明[4]:190-192,詞風與馮延巳、晏殊極相似[15]:69-70,不脫花間派的風格。有些詞吸收民歌腔調與辭彙,也有新意[3]:4、78,如歌詠穎州西湖的聯章組詞〈采桑子〉,受「定格聯章」的民間曲子影響[15]:66。部份歐詞有豪宕深摯的一面,王國維稱讚其〈玉樓春〉「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關風與月」,「於豪放中有沉著之致」[15]:72、65。
古文運動
歐陽修文學上最重要的貢獻,是倡導和發展古文[3]:81,承前啟後,一手領導宋代古文運動。在理論上,歐陽修跟韓愈一樣,認為「道」重於「文」,影響宋代文學理論。他成功改革唐末五代以來內容空洞、風格浮艷艱澀的文風,改換風俗,確立重道重文的觀念,使古文復興,在改革文學方面,成就較韓愈、柳宗元時代更普遍和透徹[5]:143、113。石介、孫復等人在太學講學,已經使治學者多作古文[5]:119-121。嘉祐二年(1057年),歐陽修主持貢舉,主試進士,改變科舉取士的標準,重視古文的體裁與議論的內容[3]:87-89[5]:111-112,取錄曾鞏、蘇軾蘇轍兄弟。起初士人猛烈反對歐陽修所主張的文體,但歐陽修不顧批評,堅決倡導,又特別提拔蘇洵與王安石。士人見考試標準改變,歐陽修提拔的人都仕途得意,於是逐漸接受,群起仿傚,從此文體開始大變,古文風行[3]:90、4、94。歐陽修身為文壇領袖,熱心指正與提拔後學,他自己及所提拔的五人,即佔唐宋八大家中六家,唐宋八大家的散文系統由此建立。歐陽修同時批評矯枉過正的古文[3]:90、4,即險怪奇澀的「太學體」古文,使明快達意的古文成為主流的文體。他開創古文平易流暢的風格,後世不少古文家承繼和發展這種風格,形成古文的陰柔派[5]:123-124。
文學批評
歐陽修撰《六一詩話》,記述詩壇軼事,首創「詩話」的著述形式[7]:45[5]:104,是文學史上第一個寫詩話的人,司馬光、劉攽等當世士大夫俱加仿傚,司馬光並明言其詩話是「續」歐陽修之作。《六一詩話》擺脫了嚴肅文論的束縛,擴闊了批評的領域,使詩話發展成中國文學批評的主要形式[7]:46、65、1、45。
辭賦
宋代中期以前的辭賦,只是應試的官樣文章,以四六為句式,以繁縟工整為風格[16],可說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歐陽修為辭賦開闢新道路[17],其作品著重氣韻,吟詠性情,擺脫過往格律的羈絆,並不炫耀富麗寄巧的辭句[16];名作〈秋聲賦〉文辭精鍊,聲調鏗鏘,佈局緊湊,不拘格律,有聲有色[18],與蘇軾〈赤壁賦〉同樣流傳久遠,家喻戶曉[17],辭賦自此放寬排偶對仗的約束,夾用散文句式,形成文賦的新體裁[18]。
史學
歐陽修編纂《新唐書》及《新五代史》,二書都列為正史,並創立新體例。嘉祐四年(1059年),他任史館修撰,主張史館應該獨立,不受君主支配,毋須避諱。目錄學方面,他參與編著《崇文總目》[3]:49、3。此外,他和蘇洵並以修家譜著名,一直到20世紀前期,中國人家譜格式所採範本,非歐即蘇,別無他法。這是歐陽修對社會史的一大貢獻[3]:4、54。
新唐書
歐陽修編纂《新唐書》,負責撰紀、志和表,列傳部份則由宋祁完成[3]:3、50。《新唐書》文筆較《舊唐書》活潑,志、表亦較優勝,其中〈宰相世系表〉最為重要,保存了唐代世家大族的系譜。但歐陽修認為以簡潔為貴,所以《新唐書》刪去唐代的駢體詔令[19]:152-154,也刪去若干史料,材料實不及舊書豐富,失諸過簡,並用春秋筆法加以褒貶,後來許多史家如章學誠,都不贊成這種寫法[3]:51。司馬光編撰的《資治通鑑》中,唐代部份幾乎全用《舊唐書》而不採《新唐書》[19]:152-153。
新五代史
景祐三年至皇祐五年(1036-1053年)這18年間,歐陽修私下編纂《五代史記》74卷,後世稱為《新五代史》。景祐三年(1036年)歐陽修與尹洙同在洛陽,合作寫作《十國志》,並商議寫成五代史,但慶曆七年(1047年)尹洙去世,結果由歐陽修獨自完成。歐陽修採用春秋筆法,並效法《史記》[5]:60-62,文中多寄寓褒貶,論贊(傳末議論)以「嗚呼」起辭,抒發感慨與評價[5]:172、68、94。《五代史記》與《舊五代史》不同,並非各朝的斷代史,而是打通五代,同編入一部本紀,另增加了《舊五代史》所無的〈死節傳〉、〈死事傳〉、〈一行傳〉、〈唐六臣傳〉、〈義兒傳〉、〈伶兒傳〉及〈宦者傳〉[5]:63、88-89。部份篇目如「死節」、「死事」,為後來正史援例採取[3]:51。語言上,《五代史記》以古文撰寫,化《舊五代史》的繁瑣冗長為簡潔,從此中國史書寫法一變[5]:67-68、99。唐代以後,正史都是官修,唯有《新五代史》是例外[3]:51。歐陽修畢生沒有公開《五代史記》,過世後一個月,《五代史記》方上呈宋神宗,地位自此凌駕《舊五代史》[5]:61、159。泰和七年(1207年),金國下令刪去《舊五代史》,自此官方史書僅用《新五代史》,《舊五代史》因而散逸,清代學者則一般較重視《舊五代史》而輕視《新五代史》[5]:62、180。二書之優劣,學者意見不一,《新五代史》較能反映五代的時代特點,表現重要事件的因果關係;但卻改寫了原有史料,而且過於簡略,份量不及《舊五代史》的一半,志、表也過於簡單[19]:157-158。
歐陽修給弟子徐無黨講解《五代史記》,其意見徐無黨記錄下來,寫成《五代史記》的注釋,共204條,主要闡述寫作意圖、體例,以及對原文的訓詁[5]:167-170、173、180,但清代學者對此注評價不高。此外,清代彭元瑞、劉鳳誥都曾注解《五代史記》[5]:179、159。
金石學
歐陽修是金石學的開山始祖,是中國歷來廣泛收集拓片的第一人。慶曆五年(1045年),歐陽修調到北方真定府,開始有系統收集碑銘拓片[7]:6、9、4-5。歐陽修之前,沒有人留意散落各地的碑銘,歐陽修首次有系統地加以搜集,共得拓片一千多件,其中六成出於唐代[7]:4、28。歐陽修欣賞碑銘的書法,於嘉祐七年(1062年)編纂《集古錄》,成為考古學上的巨著[3]:251、3[7]:1,他為400多件拓片撰寫跋尾,編成《集古錄跋尾》10卷。他指出拓片的史學價值,舉例說明碑文可以考正史事,校正史籍闕漏[7]:5、16-17。受歐陽修影響,中國士大夫開始留意碑銘及青銅器等古器物[7]:4、9。
經學
經學上,歐陽修開創自由討論的風氣,解放思想。自漢至宋初,經學不許脫離注疏,宋初科舉亦限定用官方注疏[3]:36、13、19。歐陽修經學無師自通,破除章句注疏的束縛,大膽主張自由討論,從經文本身尋求經旨大義,據經義而不據注疏。自漢至宋初,經學未嘗大變,至歐陽修始一大變[3]:22、3。他認為五經最有文采[5]:151,主張用春秋大義評論歷史,盡信《春秋》經而不盡信三傳,九經中唯獨不盡信《周禮》[3]:21、30-32。歐陽修認為《易經》「十翼」全都不是孔子所作,是中國經學史上提出十翼皆非孔子所作的第一人[5]:234。他反對以《易經》占筮,要破除迷信,又主張刪去注疏中的讖緯部份[3]:29、21、27,其易學觀點中不討論鬼神,反而認為64卦都是說明人間的道理,反對天人感應的說法將易經神祕化,影響後世易學中義理學派的形成[7]:74-77、87。
著作
歐陽修著作等身[來源請求],有《居士集》50卷、《易童子問》3卷、《外制集》3卷、《內制集》8卷、《奏議集》18卷、《四六集》7卷、《集古錄跋尾》10卷等[5]:205。景祐元年(1034年),歐陽修寫成《洛陽牡丹記》,論述牡丹的品種與培植,與洛陽人賞花盛況,是現存最早專記花卉的花譜;影響所及,宋代其他士人亦爭先撰寫花譜[7]:1、81。《歸田錄》及《六一詩話》是歐陽修晚年最後的著作,都屬筆記小說體裁,是他古文造詣登峰造極之作[7]:47[5]:100-101。《歸田錄》記載了許多知名士大夫的軼事傳聞,以助談資[11]:53;《六一詩話》內容則以詩人軼事及對詩歌的評論為主,隻言片語,趣味盎然[20]:395、398。
文集
歐陽修自己編纂文集《居士集》50卷,過世後,出現諸多版本的文集。南宋時周必大編《歐陽文忠公集》,共153卷,把未曾編入《居士集》的作品,結集為《居士外集》25卷。此《歐陽文忠公集》成為中國日後各版本的祖本[5]:231、72、181、196。周必大兒子周綸得到歐陽家的傳本,增補重刊《歐陽文忠公集》。諸本中此本最可信賴,獨有歐陽修所撰的96封書信[5]:188、217[21],孤本今藏於日本天理圖書館,指定為日本國寶。至於中華書局的點校本《歐陽修全集》,文章編排違背了歐陽修編《居士集》的初衷本意,並非佳本[5]:182、216-217。
弟子
歐陽修弟子有曾鞏、徐無黨、劉敞與劉攽兄弟,其中曾鞏最能承繼歐陽修的才學[3]:91[5]:179。徐無黨與歐陽修關係親密,得授古文之道及詳解《五代史記》[5]:162-164。
居家
個人生活上,歐陽修曾是風流名士,私生活較放縱[3]:135,年輕時在洛陽做官,出入青樓,與妓女來往密切,作艷詞予妓女傳唱,故他私生活上的弱點,被政敵猛烈攻擊,指他言行不符。歐陽修雖在外冶遊甚歡,夫人薛氏卻治家甚嚴,家中不許有侍女[3]:34-35。至於「張甥案」,學者認為「不全出自無因」[22]:1308,審理此案的官員,多少顧忌歐陽修的聲勢,貶官滁州「算是從輕發落」[3]:212-213。歐陽修晚年以書、酒自娛,自號「六一居士」,六一指書一萬卷、金石佚文一千卷、平日消遣有棋一局、琴一張、酒一壺,加上「吾一老翁」[4]:191[7]:45。
地位
中國
政治上,歐陽修晚年是三朝元老、蓋世名臣,政治領袖,譽滿天下,後人傳說他已昇仙界[3]:252、8。他參加慶曆新政,反擊政敵,膽識才學,名震一時,頗能鼓勵士氣,許多士大夫隨之而起,以他為榜樣。他提拔許多後進人才,「名卿賢士,出修門下者甚眾」,許多大臣名士如呂公著、司馬光、王安石,都受他提拔[3]:6-7。過世時,宋朝士人不分政見,都嘆息流淚,跟歐陽修有過來往和仰慕他的士大夫,更為難過,王安石說:「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3]:93。
歐陽修最能代表北宋中期士大夫活躍和開創的精神[3]:3,「特別具有代表性」,是各方面領袖的良師益友[7]:2,在詩歌、散文、史學、經學、考古各方面,「都留下了劃時代的業績」[6]:77,堪稱全才[11]:279,「一代儒宗」(曾慥語)[15]:63,使宋代學風一變。他受蘇洵父子推為孔、孟、荀子、揚雄、韓愈之後第一人,幾乎尊為道統[3]:4。學術界一般認為,政治上文化上,歐陽修俱屬當世最高領袖,錢鍾書指出歐陽修是「當時公認的文壇領袖」[13]:24;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說:「他在學問文章方面的名聲,以及在政治上的地位影響,與日俱增,至於眾莫能及的地步。……不但在政治上,在文化上也是當代最高的領袖人物。」[6]:82德國漢學家陶德文指出歐陽修「以其多方面的才華鶴立於同時代的文人中,……其光華始終超越群星。」[11]:191歐陽修在明代獲得從祀孔廟的地位,他在「濮議」中的言論合乎明世宗在「大禮議」中的立場,受到世宗贊許,自1530年起得以從祀孔廟[23]:307。
歐陽修在生時,其散文已享有最高聲譽[11]:53。王安石贊揚歐陽修古文如江河、如日星,蘇軾讚揚歐文簡潔含蓄,世人欣然接受,「天下翕然師尊之」,群起加以尊崇。《新五代史》後人視為古文寫作典範,如清初錢謙益即學於此書[11]:59、100;〈醉翁亭記〉人人皆知,是中國史上最著名的散文之一[11]:46。文學史家宇文所安認為,歐陽修的淵博和睿智,可與英語文學中的塞繆爾·約翰遜相提並論[20]:397。理學家則不太佩服歐陽修,最不能贊同的是歐陽修不談「(人)性」,又批評他的詞和私生活,認為是「戲謔放浪」,應該貶斥;學術上又覺得他不夠精當深入,不足以代表道統,只頌揚他的古文。元代所修《宋史》及清初的《宋元學案》,受理學的影響,把歐陽修的領導地位貶低許多[3]:33、35、9。由於歐陽修為宋詩奠基,後世獨尊唐詩而看不起宋詩的人也特別貶抑歐陽修,如清初賀裳說歐陽修「有功於文,有罪於詩」[24]:22。
日本
江戶時代,日本漢學家崇尚歐陽修的文章,推崇為漢文文章模範[6]:81,如伊藤仁齋、皆川淇園等。皆川淇園並校勘與刊印首部和刻本歐陽修文集,使歐陽修文章更為流行[5]:221-223、226-227。
紀念
慶曆八年(1048年)歐陽修知揚州時,在城外西北山上興建平山堂,作為休憩與會友之所。後世士人仰慕歐陽修的大名,宋、明、清歷朝都一再重建平山堂,成為揚州著名古跡,清代平山堂附有書院和歐陽修祠堂[25]:149-150、178-180。歐陽修賜葬於河南新鄭,墓前建有陵園,碑石林立,肅穆莊重,是歷代士人憑弔歐陽修的地方,文革時大遭破壞,21世紀初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6]。1987年,歐陽修故鄉永豐縣建成古典園林「永叔公園」,內有歐陽修紀念館[27]。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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